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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聚焦新课标落实 赋能新课堂提质”中芬课堂交流研讨会在北京市大兴区举办，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冯洪荣，大兴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周冲，大兴区政协副主席、区教委主任、区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赵建国，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比较教育学会副理事长施晓光，芬兰国际教育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栋博士，大兴区教委副主任寇国新，大兴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申军红，大兴区小学校长、干部教师以及来自广东、重庆、江苏、湖南、天津、陕西、辽宁、北京、内蒙古、河北雄安等地校长老师参加了此次论坛。
据了解，为更好地落实中国当前的“双减政策”，加强北京市大兴区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转变教师课堂教学方式，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实现大兴区教育创新改革“减负提质”的未来目标，“中芬高阶思维进阶项目”于2022年在北京市大兴区正式启动。北京市大兴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周冲在致辞中肯定了该项目一年来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并希望广大教师能够以项目推进为契机，积极开拓国际视野，主动更新教育观念，培养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接纳力、洞察力、行动力。
会议现场，中芬专家分别作了《基于素养导向，建设成长型课堂》《教师发展—新课标落实成效之关键因素》《小学早期教育教学》《如何设计和计划实施高阶思维的多学科融合课程》等主题报告。两天的论坛中，北京市大兴区四所实验校、北京市大兴区教师进修学校、雄安容和德辉学校以及芬兰专家团队分别进行了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以及多学科融合（科学和综合实践、数学和音乐）等优秀课例展示。
据大兴区教委副主任寇国新介绍，北京市大兴区教育委员会依据自身战略定位和辖区整体教育事业发展实际情况，遴选四所学校，同北京市大兴区教师进修学校一起，与芬兰国际教育创新研究院及芬中教育学会确立长期合作关系，依据中国国家新课程标准，在培训中融合芬兰先进的教育理念及创新的教学方法，提升示范学校老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助力大兴区打造辖区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目前项目已初见成效。
在“聚焦新课标落实 赋能新课堂提质”中芬课堂交流研讨会现场，中国网就“课堂改革、教学方式、中芬教育交流”等话题对芬兰国际教育创新研究院和芬中教育学会专家团队进行了独家专访，以下为采访实录，以飨读者。
嘉宾介绍
李栋 芬兰国际教育创新研究院执行院长、芬中教育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戴姆·涅艾米宁 芬兰国际教育创新研究院课程研发及师资培训专家
克里斯塔·拉赫蒂宁 芬兰国际教育创新研究院课程研发专家
改变师生关系的教育力量
中国网：“中芬高阶思维进阶项目”在北京市大兴区开展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和学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克里斯塔·拉赫蒂宁：首先，学生和老师的师生关系发生了一个积极的转变，在这个过程当中，老师比原来更加关注学生的个体；第二，我们更多地看到了老师们对于自己专业成长的热情和动力，他们更想为了学生的成长去加强自己的专业素养，包括教育教学能力等等。
戴姆·涅艾米宁：我深刻地看到了不仅是老师，包括学生们都是积极的学习者，他们的积极性非常高涨。我认为有两方面原因：第一，课堂上，老师们更加关注学生，希望学生对课堂更加感兴趣，更加热爱学习。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促使老师成长，不断精进；第二，当老师意识到他们对学生的成长有影响，甚至对他们的人生发展和未来有深远影响的时候，他们就有非常高的职业成就感，所以就会想做得更好！
中国网：在过去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老师们没有更多关注到学生的个体成长，您认为，最大的症结是什么？
克里斯塔·拉赫蒂宁：首先，大部分的中国老师还是纠结于给学生灌输知识，其实今天论坛上中国的教授也提到过，老师们一直在讲究的是知识的灌输或者是传达，并没有关注到学生是否可以吸收和消化这些知识内容。大部分时间都是老师在说，学生只是在听；第二，可能受限于课时，老师就觉得没有足够的时间把他想要教的东西完全表达出来，所以他们一直在赶时间，这就变成了学生被动地吸收，那么学生吸收了多少，又能运用多少，这是个未知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探讨的是，这是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还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
戴姆·涅艾米宁：无论是校长还是老师，都应该有一个大课程观。可能他们更加纠结的是这一堂课怎么上，而没有站在一个单元的角度，一个学期、一个学年的角度，包括整个学生全面发展的角度去分析。所以当老师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应该有大单元、全科或者跨学科的概念。
中国网：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如何更新教师的教育理念？在培训过程中，让他们对“教育主体”的认知发生变化是怎么做到的？
李栋：“中芬高阶思维进阶项目”中，如何让新课标落地，我们有整体的设计。最初，我们做了三年的培训计划。今年我们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先让老师学会备课，因此整个培训都是围绕着怎么备课，怎么设计教案，怎么上课，因为课标实施的最末端就是课堂。每一节课我们至少要帮助教师打磨两三遍，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就是想让他举一反三，真正地做到内化。就像我在主题分享中讲到的“大兴机场”的例子，怎么能够抽丝剥茧找到内核。
那么基于知识内容，如何与学生的认知结合起来。老师的知识体系和学生的知识体系是两个世界，如何将二者对接起来，也就是说，老师如何与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个需要老师尽快地转变。
除了专家讲座讲授的理论外，我们更多的是针对老师的每一节课进行实操指导。以前老师对国家课程标准的理解并不是很深刻，主要困惑点在于不知道如何落地，而我们会对此进行具体的指导，让老师们举一反三。每个月我们都有线上答疑，老师们在实际的备课环节中或者哪一节课有问题，都有一对一全学科的指导。
很欣喜的是，这一年老师们不仅备课发生了变化，上课也发生了变化，教育理念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并开始落地到教学实践中。
中芬基础教育的相同与不同
中国网：芬兰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跨学科的学习方式吗？
克里斯塔·拉赫蒂宁：芬兰一直都是跨学科的学习方式，因为在芬兰，小学班主任就是全科老师，他会跟着这个班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所以在他的日常教育当中，自然而然地就会用到跨学科的学习方法。从七年级开始，老师就是学科老师。但是不管在几年级，从小学到高中整个学习过程当中，芬兰培养学生的是横向迁移能力，也就是中国提出的核心素养的概念。芬兰把学生的核心素养也就是横向迁移能力的培养贯穿始终。所以基于这个目标，老师们设计自己的课时，都是带有这种多学科融合的概念的。
中国网：作为芬兰专家，您怎么看待中国这一轮的课程改革？
戴姆·涅艾米宁：我跟着芬中教育学会和李栋老师常年做课程研发，尤其是小学科学课程，都是基于中国国家课程标准，而且使用的也是中国教材，同时我们又结合了芬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在设计。首先，我认为从一些教材的设计方面已经发生了改变，教材中更多的是一些图示图例，包括学生能动手去做实验的内容更多了，比例更大了。不再是原来学生就应用题或者是问题的解答，现在更多的是学生动手实验，就是注重培养学生实践和实验能力的成长，这个我非常喜欢。
克里斯塔·拉赫蒂宁：我在芬兰是家政学科的老师，我很喜欢中国的劳动教育，这里面教了很多观念或者实践能力，都与学生实际生活和解决实际问题息息相关，所以孩子们可以真正地把所学到的知识或者是技能运用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未来人生发展当中。
中国网：中芬基础教育，有哪些相同和不同？
克里斯塔·拉赫蒂宁：首先是班额不太相同。芬兰的基数很小，所以实施的是小班教学；其次，学生每天在学校学习的时长相对较短；第三，学习方式也不同。比如芬兰学校尤其是低龄段，早期教育教学大部分是以玩耍、游戏活动的形式来进行，在中国的课堂上可能这个比例比较小一点；第四，课间休息的时间也不太相同。在芬兰中小学，有的时候是45分钟一堂课，有的时候是双课90分钟。一堂课下来，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运动，比如会有15分钟甚至是半个小时的活动时间，学生的运动量和体力消耗还是挺大的。
李栋：中芬教育在培养人的目标上是基本相同的。不同在于，芬兰教育提倡几个核心观点。第一，就是少即是多的理念，老师少教，学生多学。另外，他的教学场景不同。比如在芬兰教育教学中，很多时候学生们不在教室里上课，有的时候可能去森林里了，或者去别的地方。
比如数学课，理解“3”这个概念，老师会让学生拍树叶，3个叶子，或者拍一辆车，3个车轮子，这也是“3”，就是让学生辩证地认识“3”。对于数学课中的“1／2”“2／4”“4／8”，在中国概念里，结果是一样的呀，老师没有教学生它的意义有哪些不同，这在音乐里边就不一样了。比如1／1就是全音符，1／4是四分音符，1／8是八分音符，很多人不知道音乐背后的数学原理。巴赫一生创造了1000多首名曲，因为他了解音乐背后的数学和物理学规律，根据数学原理进行排列组合。
随着教育及社会的发展变化，对创新人才的培养要求越来越迫切，这就要求育人模式的转变，这也是我们国家及世界各国进行教育改革的目的。在基础教育阶段，芬兰的评价体系与中国有很大不同，芬兰在重视考试制度的同时，更重视和相信老师平时对每个学生的过程性评价。而这个过程性评价在中考升学的结果性评价中占比很高，这点跟我们国家各地市的中考升学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在芬兰，政府和社会更相信教师的专业能力和判断。
中国网：中国基础教育有哪些可圈可点的地方？
克里斯塔·拉赫蒂宁：总的来说，中国学生学习比较刻苦。对成功的渴望和追求，就是学生刻苦努力的原动力吧。
戴姆·涅艾米宁：对于学科内容来说，中国学生走得是比较靠前的。对比芬兰的学生，比如同年龄段的孩子，中国学生学的知识更深，学的内容也更多。
让每个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中国网：在项目落地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李栋：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就是老师。很多老师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死记硬背，让他用创新的方法教学很难，大家都习惯于按着教参和自己的教案一节课跑完。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手把手地去教这些一线老师。在用的教材没有变、教课内容没有变的前提下，我们帮他们进行课堂教学设计，当他们采用研究院芬兰专家团队多年研究总结的方法进行课堂教学后，发现自己省力了，而学生的兴趣被激发了，学生们学习和思考得更深入了，深度学习、高阶思维就在课堂上悄然发生了，课堂的学习效率也提高了。老师自然就有成就感和愉悦感，他们钻研业务的积极性也就被点燃和激发出来了。
中国网：老师们的教学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师生关系也变得更融洽了，这是什么原因，教学可以改变师生关系吗？
戴姆·涅艾米宁：首先，老师变得更加的勇敢和自信了，通过培训，他们敢于从传统讲台走下来，走到学生中间，去关注到学生，去聆听学生的声音并及时帮助他们，这是其中的原因。那么当然，在我们的师资培训当中，老师其实也是学生的角色，他们一直在学习和接受培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专家团队一直在给予老师及时的指导和鼓励，他们受到了鼓励和鼓舞之后，就敢于去尝试，通过尝试之后，不断有教学经验的积累，正好可以辐射到他的日常课堂教育当中。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积累，然后不断地去改变，这就带来积极的影响。
克里斯塔·拉赫蒂宁：其实李栋博士在报告中讲到，我们更多的是教给孩子如何学会学习，而不是如何去教学生，这是主要观点。但是可能原来老师更关注的是我要教给你什么知识，什么内容。他很难去理解应该关注到学生最后的学习结果或学习效果是什么。通过我们的这个培训，包括今天戴姆·涅艾米宁讲到，老师教的是学生而不是教的学科，因此老师的观念和角色发生了真正的改变。
中国网：中国有句古话叫教学相长，两位专家在指导中国教师的过程中，他们有哪些方面的收获和成长？你们在这个过程中又有怎样的收获？
克里斯塔·拉赫蒂宁：作为专家团队，我们一直从不同的层面或不同的学科当中教授和引导老师，如何去积极地引导你的学生，激励你的学生，让他们在课堂上变得更加活跃起来，让他们产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我在芬兰教授的是中小学家政学科，以及中学数学，其中家政学科这是一门融合多学科、生活、公民教育等一体的科目。所以我在观摩中国课堂的时候，看到了不同学科的课程。这对我来说，也是拓展视野的机会，我从不同学科的教学中可以积累一些经验，这也会刺激和推动我的思考。
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们也学到了“不用担心犯错误”，就像李栋博士讲到的，从成功当中总结经验很难，从错误当中分析经验教训并内化后的成长是更有成效的。这需要我们自己先做到，老师只有以身作则，才能让你的学生做好。
中国网：芬兰国际教育创新研究院和芬中教育学会与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已经很多年了，这件事情的初衷和意义是什么呢？
李栋：芬兰专家们长期参与这个项目并被这个项目吸引，是因为他们想要做一份纯粹的研究。芬兰有很多优秀的老师，他们都是很有天赋很聪明的人，芬兰国际教育创新研究院选择专家的标准，首先是要在学科上有独到的见解。他们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研究，更要有实践经验。我们培训中国的老师，先从备课开始，然后让他们上展示课，下一个阶段要带着老师做科研，芬兰的专家要带着中国的老师做项目课程，这就需要有教学经验。我们根据不同的主题，为老师们设置不同的任务，同时还要定期做线上和线下的培训。疫情期间，我一直遵照这个计划策略往返于中芬之间，为老师们进行远程在线或入校现场指导和答疑。
我希望我们的芬兰专家团队可以身体力行地影响老师们。我在想，如果教会一个老师，我们就可以影响30多个学生，这也意味着会影响30多个家庭。如果我们能影响300个校长，300个老师，那么我们不就会影响更多的家庭吗？我以为，做教育是在做大善事，最初我就是这么朴素的想法。
我曾经被中国侨联和北京侨联遴选为“2013年度30位海外高层次人才为国服务团”成员，那么作为唯一一个教育学者，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使命，就是将芬兰教育的优秀理念和经验带到中国来。我做高等教育研究时就在思考，中国的学生如何更具创造力？最主要还是要从基础教育抓起，孩子们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太重要了，到了大学阶段，思维模式已经固化，好奇心也不如小时候了，就有些晚了。这些年，我长期带领我们芬兰专家团队深入中芬两国教育一线，走进课堂亲自指导，截至目前，我亲自听评课指导课约5000节，内容涵盖了从幼儿园到中学的所有学科。我和我们的团队在对合作学校的老师们培训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的积累，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助力老师们的专业成长。
为更好地落实中国当前“双减政策”，加强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转变教师课堂教学方式，提升课堂教学效率，“中芬高阶思维进阶项目”于2022年在北京市大兴区正式启动。在“聚焦新课标落实 赋能新课堂提质”中芬课堂交流研讨会上，大家看到了大兴四所实验校和大兴教师进修学校教师们的变化。我觉得这一年的实践，我们就是往平静的湖水里扔了一个石子，一年就是在做这一件事，只要这个湖面激起一点涟漪，我们就很高兴。因为教育就是慢的艺术，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最难，也快不起来。
目前，我们也开始关注城乡结合部的学校，期望能够给老师们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培养他们具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能力。我希望这些城乡结合部的孩子们能够受到照顾，他们考上大学以后能够学会独立思考，能够自食其力。我希望我所遇见的这些学生，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给到他们最好的教育，让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图片来源／芬兰国际教育创新研究院）
【责任编辑：罗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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