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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的话题，继续在全国两会上升温。
“异地高考政策是否真的可行，实施起来会有难度吗?”3月9日下午，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向出席的委员接连发问。
而几天前，列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开幕会的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向媒体透露，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将在“10个月内出台”。
再往前几天，3月1日，一封名为《九万随迁子女家长致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一封公开信》曝光。信里写道：“没有时间表的研究过程让我们心急如焚，孩子们等不起，更不能被耽误，被抛弃!我们呼吁尽快‘取消高考户籍限制’。”
2月29日，山东率先宣布自2014年起允许非户籍考生异地高考。
朱永新，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副主席，从2008年开始关注异地高考问题，曾专门接待过呼吁教育公平的志愿者们。在本次两会上，朱永新向教育部、公安部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尽快出台政策解决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建议》：呼吁设置限制条件，逐步放开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参加高考。
“异地高考问题，是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在教育层面的并发症，”3月8日，朱永新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政策应制定具体实施时间表，并通过立法强制落实”。
“异地高考开口子，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可怕”
“肯定要有一个门槛”
《21世纪》：您怎么看待随迁子女异地高考的问题?
朱永新：异地高考问题已得到全社会和教育行政部门以及高层领导的关注。这个问题，是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在教育层面的并发症。现在社会流动频繁，很多大城市里非户籍人口的数量非常大。比如北京，截至去年底登记的常住人口是1900多万人，其中外省市来京人员就有700多万，占了35.9%，差不多3个里面就有1个是非户籍人口。去年北京入小学人数大约9.5万人，非京籍学生比例是47.6%，几乎占半壁江山。受制于现行的政策，这些孩子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只能在初中或高中回老家读书。我认为，尽快解决异地高考问题，既是解决教育公平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希望有更加多的省市像山东一样主动探索改革的路径。
《21世纪》：现在看这个问题的解决关键在具体政策设计层面，您对此有什么具体建议?
朱永新：我建议在设置限制条件的情况下逐步放开异地高考。设置限制条件要平等、科学，满足非户籍居民的需要。比如父母至少一方在经常居住地工作5年以上，有完整的纳税记录;子女有当地完整的学籍3年以上(特殊地区可以适当延长)，可以选择在居住地参加中考高考。并且这些限制条件应当随着教育均衡化的发展逐渐缩短。
《21世纪》：您认为还是需要设定一个门槛?
朱永新：肯定要有一个门槛，但这个门槛不是一个想当然的门槛，要有一个统计数据做支撑，根据一个城市流动人口总数以及各年龄段就学人口总数来制定。首先要把这些家底摸清楚，你摸不清楚，就拍脑袋说把这些人都弄进来，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现在关键是这个人口信息，要摸清楚。
《21世纪》：这个流动人口的信息能摸清吗?现在全国有2亿多流动人口。
朱永新：说实话，只要政府想摸清楚就一定能摸清楚。家底摸清之后，应该计算一下，如果放开有当地6年完整学籍的，有多少孩子符合这个标准，占当地整个考生的比例有多少，会不会对当地户籍人口子女升学率产生太大影响，如果有影响，这个影响是多少?据我所知，教育部实际上也一直在组织力量做异地高考的政策。我个人觉得，他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思路可能还是有较大局限性。这个政策的出台，应该是基于可靠信息上的判断。现在我们很多的教育决策，在制定过程中是信息不对称的。不了解实际情况就很难决策，任何人都拍不了板。
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学籍系统
《21世纪》：对于信息系统这部分内容，您的建议中有没有专门的涉及?
朱永新：有，我提出要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电子学籍信息管理系统，将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纳入这个系统，同时对电子学籍进行实时更新和管理，并与全国电子户籍管理系统联网互通，从而为中央教育经费划拨、地方教育资源配置、高考招生比例分配等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现在一个孩子从生下来就有身份证号码，完全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记录他的学籍变动情况，实行即时性登记。每个学生都可以随时跟踪他的就学情况。
《21世纪》：北京从去年开始了新一轮人口调控政策，严格控制外来人口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些人担心，北京在异地高考政策上开口子会不会造成高考移民情况出现，进而加大人口调控难度?
朱永新：事实上是不用担心的，如果政策设计时有一个前置条件的话，比如孩子6年的学籍和家长5年的常住记录，这些标准短期内是不容易达到的，要为孩子读书提前做一个6年的准备，对于很多外地来京人员而言并不容易。而且，北京的生活成本比较高，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也不会因孩子的读书高考而来这里。
这几年北京已经不像过去那么过度强调GDP和发展工业了。北京可以主动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疏散出去。其实，从一个城市承载量来看，北京远没到发生危机的时候，和东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相比，我们人口的密集度还没有那么大。控制人口，不应该成为北京不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一个藉口。
《21世纪》：还有一种声音认为，放开异地高考会损害北京、广州这样的大城市的本地户籍子女的利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朱永新：我觉得在异地高考上开口子，其实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可怕。首先北京人要有自信，不要觉得自己的孩子考不过这些随迁子女。无论是从父母自身素质，还是学生生活学习环境、自身学习能力上面，北京人都应该对自己有信心。其次，如果外来孩子很强的话，对北京孩子也是一个挑战。人都是在竞争中成长的。对于孩子而言，不是多了一个竞争对手，而是多了一个合作伙伴。另外，如果在政策设计上从户籍地把招生指标随流动到异地的子女人数进行转移的话，其实对本地孩子的高考升学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
同时，北京还有大量的职业类高职院校，这些院校现在都招不满学生。完全可以采取注册入学的方式，异地随迁子女如果在北京有6年完整学籍，可以免试就读这些学校;学籍不到6年的，可以采取考试入学的方式，这样就能分流很多孩子。
以高职院校分流外来生源
《21世纪》：教育部很快就会出台一个总的文件，同时鼓励各省出台“自己的高考方案”。这意味着教育部已将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决定权更多放到省级政府身上。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政策设计思路?
朱永新：我觉得是应该放到省里面去，因为每个省的情况都不一样，比如说山东，本来就是人口大省、高考大省，现在放开异地高考，并没有很大地改变当地的高考格局。但北京如果你一下子全放开，可能就不一样，因为北京市初中生里外来人口大概占到40%-50%。更不用说东莞、苏州、深圳这样的地方，外地籍的孩子甚至超过本地户籍的孩子。
另外，对于这些随迁子女还可以采取双重优惠的办法，比如他是一个四川户籍的学生，除了可以在北京录取之外，还可以在四川本地的高职院校对他开
放。中国高职院校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像美国社区大学的模式，逐步采取注册入学的方式。而且，从现在的情况看，高职学生的就业情况比普通大学毕业的还要好。政策制定者完全可以采取分流的形式，引导这些孩子去读高职高专。
教育政策最怕就是大一统，一刀切。碰到问题了，再一刀切，再回头，这样是不行的，关键还是要实事求是。我认为，在北京这样的地方不可能一下子放得太开，必须采取逐步放开的步骤，但是必须要有时间表。
建立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
《21世纪》：现在很多外来人口流入地没有积极性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跟现行的经费制度有很大关系，国家划拨的教育经费没有跟着人口流动走，您认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朱永新：关于这个问题，我建议要尽快建立中央财政对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制度。在欧洲多数国家，中央政府负担基础教育经费的比例一般达50%以上，有的高达90%。中国现在搞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体制，规定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务院和地方政府负责筹措。要想彻底解决非户籍常住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的问题，需要设立专项的教育经费预算，这笔钱应该中央出，以专项的形式划拨给非户籍常住人口密集的省区，解决当地费用缺口的问题。总之，有一个原则要遵循，就是要根据实际学籍人数而不是户籍人数来划拨教育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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